做了有罪供述就一定有罪吗？涉嫌贩卖海洛因290克，一审判决无罪，公诉机关抗诉后又撤诉 ——杨白劳贩卖毒品案

案情简介

20XX年6 月初，李XX在XX县以每克220 元的价格向尹XX购得毒品海洛因50 克，其将购得的毒品给其儿子王XX吸食和零包贩卖。王XX将其中40 克海洛因零包出售给其他吸毒人员。同年6 月28 日，李XX在向尹XX购得海洛因50 克后，在返回XX镇的途中，被公安机关人赃俱获。同年7 月1 日，李XX带公安人员到其家将王XX抓获。 20XX年6 月28 日，孙XX在XX县XX加油站以每克200元的价格向尹XX购得海洛因100 克，后在回家途中被公安机关抓获,其表示愿意协助公安机关抓捕尹XX。2003 年7 月1 日上午，孙XX与尹XX联系交易毒品事宜后，尹XX借用杨白劳的摩托车,与黄XX驾车到XX加油站，欲与孙XX交易毒品时被抓获,被查获海洛因50 克。尹XX被抓获后,供认其共贩卖毒品290克,均来源于杨白劳，其系杨白劳的马仔。公安机关根据尹XX的揭发，将杨白劳抓获。杨白劳被抓获后,曾做过三次有罪供述。公诉机关以杨白劳为第一被告人，尹XX、孙XX、李XX、王XXX、为第二、三、四、五号被告人，指控其五人构成贩卖毒品罪。杨白劳一、二审均委托韦荣奎律师为其辩护。

辩护思路

公诉机关认为：杨白劳被抓获后曾做过三次有罪供述，且尹XX亦供认其所贩毒品均来自杨白劳，相互印证，足以证明杨白劳是贩毒源头。辩护律师却认为：杨白劳的有罪供述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,因为其口供呈现出“公安机关极有可能是根据先抓获的尹XX的供述情况，再使用逼供或指供的方法套取杨白劳口供”的状态；其他主要证据之间不能相互印证，有些证据本身还存在自相矛盾之处，不可采信。本案是一个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的疑案，应认定杨白劳无罪。

判决结果

一审法院采纳了律师的无罪辩护意见，判决杨白劳无罪，而同案被告人尹XX被判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，孙XX有期徒刑15年，李XX有期徒刑13年，王XX有期徒刑10年。公诉机关不服一审法院对杨白劳的无罪判决，向广西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，二审时，公诉机关认为抗诉不当，又向区高院撤回抗诉，区高院准予撤回并作出裁定，杨白劳无罪判决生效。

辩护词

杨白劳贩毒案辩护词

尊敬的审判长、审判员：

　　XX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家属的委托，并征得其本人同意，指派我担任杨白劳的辩护人。经过仔细阅卷，辩护人认为：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杨白劳贩卖毒品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，不能认定杨白劳构成贩卖毒品罪。具体辩护意见如下：

　　一、被告人杨白劳的有罪供述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证据。

　　杨白劳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确实做过三次有罪供述，但其后几次供述及一审庭审，杨白劳都否认自己曾参与贩卖毒品。在被告人翻供的情况下，要认定有罪供述、无罪供述何者为真，就必须结合其他证据来考查。在被告人否认，但其他证据可以相互印证，形成完整证据链的情况下，仍然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。然而，本案其他证据连“互相印证”这一起码标准都达不到，更不要说达到唯一性、排他性的严格证明标准（这方面将在后面两大点详述）。别的证据无法印证杨白劳的有罪供述，公诉机关就只有死死抓住“杨白劳的有罪供述”本身，意思是如果你是无辜的，你又怎么会做有罪供述呢？XX市检察院在《刑事抗诉书》中强调杨白劳做过三次有罪供述，且其供述与尹XX的一致，而且“从被告人杨白劳、尹XX二人第一次供述的时间上看，杨白劳供述在先，尹XX供述在后，可以排除公安机关根据先抓获的尹XX的供述情况使用逼供或指供的方法套取杨白劳口供的可能”（第2页），这种说法确实言之有理，但实际情况是不是“杨白劳的供述在先，尹XX的供述在后”呢？我们来分析一下：

1、公诉机关所称的杨白劳的三次有罪供述，就是杨白劳的头三次笔录，这三份笔录都是20XX年7月1日做的，尹XX的第一份笔录也是同日做的，做杨白劳第一份笔录的时间是“14时20分至15时56分”（案卷P147），做尹XX第一份笔录的时间是“19时至20时10分”（案卷P133），表面上看，确实是梁的笔录在前，而银的笔录在后，但仔细审查，就会发现杨白劳、尹XX的前几份笔录、尤其是第一份笔录的取得，存在严重疑点：

①尹XX第一份笔录的时间经过了涂改！开始时间“19时”是由“15时”涂改而来，结束时间的“20时”是由“16时”涂改而来，也就是说，在涂改前，尹XX第一份笔录的时间是“15时至16时10分”（案卷P133）。

②杨白劳7月1日当天就做了三份笔录，三份都是有罪供述，但这三份笔录中也竟然有2份笔录的时间经过了涂改！第二份笔录开始时间“16时”是由“15时”涂改而来，结束时间的“18时”是由“16时”涂改而来，也就是说，在涂改前，杨白劳第二份笔录的时间是“15时20分至16时35分”（案卷P152）；第三份笔录开始时间“18时”是由“16时”涂改而来，结束时间的“19时”是由“17时”涂改而来，也就是说，在涂改前，杨白劳第三份笔录的时间是“16时50分至17时30分”（案卷P142）；

　　2、刑事诉讼证据中最重要、最严肃的《询问笔录》、《讯问笔录》怎么能随便涂改呢？不但讯问的开始时间、结束时间都做了改动，而且一改就是三份（尹XX的一份、杨白劳第二、第三连续两份），这就不是“笔误”两个字所能解释的。参考改动前的时间，辩护人推测（列对比简表附后供参考），侦查机关对笔录的这种不正常改动可能是想掩饰以下问题：

①杨白劳的第一份笔录时间为“14时20分至15时56分”（未涂改过，案卷P147），而在涂改前，尹XX第一份笔录的时间是“15时至16时10分”（案卷P133），也就是说，二人做第一份笔录的时间几乎是同时进行的，至少在“15时至15时56分”这个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段是重合的。

②在“15时至15时56分”这个时间段，侦查员林xx一边在XX县城的禁毒大队办公室（案卷P133）询问尹XX；同时还“分身”在XX县XX镇开发一区杨白劳的家中询问杨白劳（案卷P147）。

③上述两个明显的漏洞当然需要弥补，因此索性将尹XX第一份笔录的开始时间改为晚上“19时”，同时将杨白劳的第二、第三份笔录时间也顺次做调整，想以此掩饰对梁、银二人做第一次笔录几乎同时进行的事实；弥补同一侦查员、在同一时间、却分处两个不同的讯问地点、讯问两个不同的被告人的漏洞。所谓“欲盖弥彰”：通常当事一方竭力掩饰的东西，往往就是事情的真相，这一切都说明：很难说是杨白劳的供述在先，还是尹XX的供述在先（指侦查机关从其口中获取有价值的信息的时间）。

④而且，从一般的侦查常识来进行推理，本案几乎不可能是杨白劳供述在先、而尹XX的供述在后：

　　7月1日中午不到1点，被告人尹XX搭乘黄XX的摩托车去与孙XX交易时被抓获，三人随即被带到宁明县城的禁毒大队办公室问话，孙XX的笔录是15时40分—16时15分做的，黄XX的笔录是16时20分—17时5分做的，但为什么同时被抓的、身上还有50克毒品的尹XX的笔录，倒迟至晚上19点才开始做呢？按照一般的侦查常识和程序，肯定是先讯问被抓现行的犯罪嫌疑人，从其口中获取线索后再顺藤摸瓜，抓捕其余同案犯进行讯问。而本案的侦查机关却反其道行之，放着尹XX这个现行犯不审，倒先去找不在现场、身处家中的杨白劳问话。更奇怪的是，7月1日案是孙XX6月28日落网后，应公安机关要求设的“局”，但孙XX6月28日归案后的两份供述（6月28日一份（案卷P119）；6月30日一份（案卷P124））中，均没有只字提到杨白劳；7月1日尹XX被抓获，当天孙XX的笔录亦未提到杨白劳（P126）；黄XX伟7月1日当天的笔录虽然提到杨白劳，但一则其根本没有说梁是做什么的，二则对黄XX做笔录的开始时间是16时20分（P98），晚于对杨白劳做第一份笔录的结束时间（15时56分）。也就是说，7月1日中午当场抓获了孙XX、黄XX、尹XX三人，孙美美根本没有提到杨白劳，黄XX还未被问话，而对杨白劳的第一次问话就已经结束了，那么用“排除法”就可以得知，肯定是尹XX先“供出”杨白劳，否则，公安机关又如何怀疑到杨白劳头上的呢？因此，说先审杨白劳、才审尹XX，是违背侦查常识、侦查逻辑的。

综上可见，无论是从案卷笔录被改动的蛛丝马迹，来分析公安机关欲掩盖的事实；还是从侦查常规、侦查逻辑的演进，来分析本案侦破过程中的反常之处，都不可能得出“杨白劳供述在先，尹XX供述在后”的结论。

5、换言之，以上分析说明本案只存在一种可能，即“尹XX供述在先，杨白劳的供述在后”。至少，谁先谁后是无法确认（因为主要证据——笔录的时间被有意涂改）。而无法确认二人供述的时间先后，则公诉机关抗诉所称的“从被告人杨白劳、尹XX二人第一次供述的时间上看，杨白劳供述在先，尹XX供述在后，可以排除公安机关根据先抓获的尹XX的供述情况使用逼供或指供的方法套取杨白劳口供的可能”的推论就不能成立。而且，在不能排除“尹XX的供述在先、杨白劳的供述在后”这一可能性的情况下，从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，辩护人倒同意按照公诉机关的逻辑进行反推理，即“从被告人杨白劳、尹XX二人第一次供述的时间上看，不能排除尹XX供述在先，杨白劳供述在后的可能性，如此就不能排除公安机关根据先抓获的尹XX的供述情况使用逼供或指供的方法套取杨白劳口供的可能”。

　　二、既然不能排除公安机关根据先抓获的尹XX的供述情况，使用逼供或指供的方法套取杨白劳口供的可能，也就不能排除公安机关根据先抓获的尹XX的供述情况，使用逼供或指供的方法套取孙XX、黎XX等人口供的可能。从本案证据材料分析，这种可能性还极大。

　　1、如前所述，孙XX6月28日被抓后，当天及其后几天（6月30日、7月1日）的连续三份笔录，都未“供出”杨白劳，而都是说自己是与尹XX交易。直至10月29日，其笔录中才第一次出现“大头付”（即杨白劳）的名字，其时距其被抓已长达4个月。她的记忆真是愈久愈清晰，在这次笔录中，像其与尹XX交易时尹XX曾电话联系杨白劳征询对赊账的意见，这些细节也“慢慢从脑海浮现”，连当时自己怎么去接手机、又说了些什么话都记得一清二楚。但这么重要的细节，为什么其刚被抓的时候不说呢？（其从“不说”到“说”的疑点辩护人将在第三大点详述）。

2、黎XX的供述亦是如此。其刚被抓的几天，即6月28日、30日，也根本没有提到杨白劳，更没有提到其与尹XX交易时，尹XX曾电话联系杨白劳征询赊账的意见这个细节。她也是在10月29日的笔录中才第一次提到杨白劳，还说其与尹XX在明江、那楠交易的那两次，中途尹XX都曾与杨白劳电话联系是否给其赊账的事。至此，黎XX的口供也开始与尹XX供述的有价值的部分相吻合。

3、从开始根本没提此人、到较长时间后又突然供出此人，上述这种情况往往有一定的指供、诱供嫌疑，即公安机关根据先抓获的尹XX的供述情况，使用逼供或指供的方法套取孙美美、黎强等人口供。要排除这种嫌疑，就要考查尹XX、孙XX、黎XX三人的口供本身、相互之间、以及别的旁证能否相互印证，如果不能，则本案证言这种“有价值的吻合”也毫无用处。但本案的证据并不能相互印证，辩护人将在下一大点详述。

　　三、本案的主要证据之间不能互相印证，有些证据本身还存在自相矛盾之处，不可采信。

　　公诉机关认为本案的证据是可以相互印证的，因为被告人的供述一致，“主要表现在被告人的供述中均提到黎XX、孙XX购买毒品时都是和尹XX联系交易，没有与杨白劳直接联系；在交易过程中遇到问题时，尹XX都向杨白劳请示后再继续进行交易，比如尹XX、孙XX、黎XX的供述中均提到在交易毒品时，因为孙XX、黎XX带的钱不够，想赊帐，尹XX就打电话请示杨白劳后才给赊数。这个细节尹XX、孙XX、黎XX的供述中可以相互印证。”（《抗诉书》第二页）。这种说法是只见其一、不见其余，公诉机关只抓住对其“有用”的细节，而不考虑供出这个“表面上一致”的细节的几个被告人，其口供除了在“交易中途尹XX联系过杨白劳”这一点外，有没有其他不一致的、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地方。因为，如果他们的口供中其他重要的细节都不相一致，而仅在某一点上呈现出“巧合”，则不能不让人怀疑这种“巧合”得来的正当性。而事实上，本案主要证据本身及其相互之间，都存在很多矛盾之处，根本不能相互印证：

　　（一）关于尹XX在交易中途曾向杨白劳电话“请示”的情节。

　　这也是公诉机关最为看重的情节，确实，本案的几个被告人都提到了这一点，但这个“相互吻合”的细节却经不起推敲：

1、如前所述，孙XX、黎XX在被捕之后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都根本没有提到杨白劳，更未提到尹XX在交易中途曾打电话向杨白劳请示一节，为什么几个月以后却在如此细微的地方，与尹XX的口供相吻合呢？这本身就值得怀疑。

2、当然，以前没在笔录里提到的事情，并不等于没有发生过，几个月后再提，也不能说就一定违背常理。但是，要从“根本没提此人”跳到几个月后突然提出此人，至少也应在“衔接”上做到天衣无缝，可惜公安机关未能“做到”，这表现在被告人的笔录中突然加入“打电话”的情节后，所反映出来的内容前后矛盾，比如黎XX关于此节的供述：黎XX几次供述都比较一致的地方是，其20XX年共与尹XX交易过二次，一次是6月初在XX菜市交易50克，另二次是6月28日在XX街交易50克。如前所述，黎XX刚被抓的几个月中根本没有提到杨白劳，但到了2003年10月29日的笔录中，XX第一次说明这两次交易时，由于她的钱没带够，尹XX都打过电话给杨白劳问是否同意赊帐。黎XX之前未提“打电话”此节，固然可以辩说是因为她觉得无关紧要，后面才想起来。但是，既然尹XX“中途打电话”是要向杨白劳“请示”是否给黎XX赊帐，这就说明“在交易时尹XX才知道黎XX的钱没带够，且其自己无法做主”，如果这个细节是前后一致的，那么后面黎XX才提到“打电话”一节，还算是不矛盾。但是，在黎XX的几份笔录中，“在交易时尹XX才知道黎XX的钱没带够，且其自己无法做主”这个细节是前后不一致的：黎XX在2003年6月28日的笔录中说，6月初在明江菜市交易50克那次，是其数天前先打电话给尹XX要货，定好50克货后，她就说“要50个货我没有那么多钱”，尹XX说“那怎么行。”于是“我告诉他：‘等我卖得货后，就把钱给你。’他答应了，他跟我约定交易的地点在XX菜市”（案卷P111）。当天，黎、尹二人均如约而至，他们一起搭乘一辆三轮摩托车，黎XX说：“在车上，我把八千元钱交给阿行，阿行则把用黑色塑料袋包装好的50克海洛因交给我，并对我说要尽快把剩下的钱还给他，我们就这样交易完了”（案卷P111）。也就是说“在交易前，黎XX在电话里就已经向尹XX讲明自己的钱不够，而且是在尹XX本人已经答应她赊帐后，他们才确定交易地点并于数天后进行交易的”。另外，黎XX说6月28日在XX的那次交易，她也是在交易前就告诉了尹XX自己的钱不够，尹XX同意赊帐后，他们才去XX街交易（案卷P109）。这些都和黎XX10月29日的笔录中所表现出来的“在交易时尹XX才知道黎XX的钱没带够，且其自己无法做主”相矛盾，这充分说明“尹XX中途打电话向杨白劳请示赊帐”细节，是后来生硬的强加上去的，由于与黎XX证词存在实质上的不相容，因此显得相互矛盾、不可信。

3、最重要的是，本案除了被告人的笔录外，并没有其他证据支持“交易中途尹XX打电话联系过杨白劳”这一说法。按几个被告人的说法，尹XX是用手机联系杨白劳，而且孙XX还言之凿凿，说2003年6月28日在XX加油站与尹XX交易100克那次，她要求赊帐，尹XX就让她跟“大头付”说，然后“用其手机拨通‘大头付’的手机说：她刚有10000元，给其货吗？并伸手机给我，我便接要手机来说：你先暂给我先……等话”（见其20XX年10月29日《讯问笔录》第2、3页）。既然是手机联系手机，那么证实的方法很简单：查查当事人当天的通话记录清单就完全清楚了。但是，本案当事人的通话记录清单证明不了“三次交易中途，尹XX都打电话联系过杨白劳”这个情节：

①2003年6月初，尹XX与黎XX在XX菜市交易50克。虽然二人具体时间记不清了，但都确认是6月初，但经查尹XX6月1日至6月10日的《通话详单》，均没有其与杨白劳手机的通话记录。

②2003年6月28日，尹XX与黎XX在XX街交易50克。尹XX的《通话详单》也没有该天其与杨白劳手机的通话记录。

③2003年6月28日，尹XX与孙美美在XX加油站交易100克。同上，尹XX《通话详单》也没有该天其与杨白劳手机的通话记录，真不知孙XX所说的“尹XX用其手机拨通‘大头付’的手机”这种说法从何而来。

4、公诉机关强调在交易中途，孙XX还曾接过尹XX的手机，请求杨白劳赊数给她这一细节，无非是想强化“杨白劳参与其中”，辩护人完全“理解”公诉机关的“苦衷”：强调此节实际上正是因为证据还不足，因为杨白劳未被抓现行，如此则单有尹XX的单方面指认还不行，必须再加上孙XX、黎XX的旁证；—→但孙XX、黎XX均未与杨白劳直接联系交易，其二人甚至不认识梁，那就必须加上“交易中途尹XX打电话给杨白劳请示”这个情节—→但光说尹XX打电话还不行，因为通话的另一方是不好证明的，这就还需要孙XX“亲自”与杨白劳通过话，这样就能证明杨白劳是“幕后主谋”。以上就是公诉机关推论杨白劳有罪的逻辑链。因此，无论如何，“交易中途尹XX都打过电话向杨白劳请示”这个细节、以及与这个细节有关的内容都必须“呈现出来”。然而，事实胜于雄辩，既然供述人说是手机联系手机，但实际上通话记录却无法证实这一点，则所谓“电话请示杨白劳”纯属子虚乌有。“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”，公诉机关想以此证明杨白劳参与贩毒也就完全站不住脚了。

　　（二）几个被告人供述在重要细节上相互矛盾。

　　1、尹XX坚称孙XX、黎XX二人认识杨白劳：

　　①是杨白劳介绍孙XX、黎XX二人与自己认识的（见其20XX年12月26日《讯问笔录》第1页）；

　　②孙XX、黎XX二人去过杨白劳家，他就是在梁家认识孙、黎二人的（见其20XX年12月26日《讯问笔录》第2页）；

　　③20XX年6月初，黎XX去找杨白劳联系毒品，尹XX也在场，杨白劳就让尹XX留手机号码给黎XX，以后尹XX就开始与黎XX电话联系交易（案卷P134，见其20XX年7月1日《询问笔录》）。也就是说，尹XX是20XX年6月初以后才认识黎XX，也是从这以后才与她有电话联系的。

　　2、黎XX称不认识杨白劳：

　　①黎XX之前根本未提到杨白劳，后来问她是否认识杨白劳，她也说不认识（见其20XX年10月29日《讯问笔录》第2页）；不认识杨白劳，就更别提去过他家了。

　　②黎XX与尹XX实际上是“老相识”了。黎XX说其1998年就与尹XX认识，“当时我在XX那里做药材生意，阿行也在XX做药材生意，所以我们就认识了”（案卷P110，见其20XX年6月28日《询问笔录》），而且其多次笔录均显示，1998年黎XX就向尹XX购买过10克海洛因（案卷P105、P110、P115）。

　　3、孙XX后来虽然称见过杨白劳一面，但这种说法如果成立，则实际上导致“她与尹XX是如何认识的”前后矛盾：

　　①孙XX先是说尹XX“是XX乡XX村的阿强介绍我认识的，是阿强给我阿衡手机号的”（案卷P122，见其20XX年6月28日《询问笔录》），根本没有提到杨白劳。

　　②后来改口说：阿强说认识XX镇的“大头付”，可以帮找货，后来杨白劳与尹XX来到XX街，就认识了，梁还说有什么事就与银联系，尹XX就给了她电话号码（见其20XX年10月29日《讯问笔录》第2页）。

　　③但是，孙XX称其只见过杨白劳一面，且一再表示她没有去过杨白劳家（见其20XX年10月29日《讯问笔录》第3页、20XX年12月26日《讯问笔录》第2页）。

　　4、尹XX一方与孙XX、黎XX一方肯定有一方说谎：

　　从上可见，尹XX坚持说孙XX、黎XX与杨白劳熟识，还去过杨白劳家，且自己就是2003年才通过杨白劳介绍认识其二人的；但孙XX、黎XX却否认认识杨白劳，更否认去过杨白劳家，且黎XX与尹XX1998年就相识，孙XX则是阿强介绍认识的尹XX。这些说法完全相反，则这两方肯定有一方在说谎：

　　①“尹XX说真话，孙XX、黎XX二人说假话”的可能性极小。因为如孙XX、黎XX二人说谎，其目的是什么呢？唯一的合理解释是“为掩护梁，不供出他”，但孙XX、黎XX二人既然连“交易中途杨白劳接电话同意其赊帐”这一节都说了，就已经把杨白劳牵扯进来，再否认之前认识梁、去过梁家便毫无意义。因此孙XX、黎XX不太可能说谎。

　　②既然孙XX、黎XX不太可能说谎，则必然得出尹XX很有可能说谎的结论：其早在1998年就卖过毒品给黎XX，而杨白劳1999年6月10才刑满释放。这一方面说明尹与黎早就相识，而不是他所说的20XX年6月才通过杨白劳认识；另一方面说明尹XX是贩卖毒品的惯犯，而不是他所说的是杨白劳见他无事做才叫他帮卖毒品的。当然，也有可能是黎XX在说谎，即“她确实是20XX年6月才通过杨白劳认识尹XX”，但辩护人认为黎XX在“何时、如何认识尹XX”这一点上没有必要、也不太可能说谎，因为：一则，如前所述，此时黎XX已经没有必要为杨白劳“打掩护”，也就没有必要在一些细节上编织谎言；二则，黎XX如果主动“编造”其在1998年向尹XX购买了10克毒品的事实，对其并无任何好处，因为此事查实的话只会加重自己的罪行；且其此次被抓已有100克的数量在身，再只加上区区10克无甚意义，如果是为求立功，不如索性再加多几十克。因此从心理学上分析，辩护人认为黎XX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说谎；三则，本案证据材料（尹XX的《通话详单》）显示，20XX年5月1日，黎XX的手机就与尹XX的手机通过话！这更说明了尹XX根本不是“20XX年6月初才认识黎XX，然后留了手机号码给黎强后，此后二人才有电话联系”的，尹XX根本是在说谎。相反，2003年5月1日二人通话的记录，却印证了黎XX说法的真实性：她说2003年3月份起，她一直想跟尹XX购买海洛因，但打手机一直没联系上，“直到5月份，我才跟阿衡联系上，阿衡说，现在是‘非典’时期，越南那边的货（指海洛因）出不来，如果你想要，等‘非典’过去后再说吧。”6月初，她才又联系了尹XX。

　　5、尹XX最有可能说谎：

　　上述对比、分析，都反证出一个事实，即：尹XX在说谎。其说谎的目的很明显：一方面，是企图掩盖其早就认识黎XX等人、并长期从事贩毒活动的事实；另一方面；就是力图构建一个“①杨白劳与孙XX、黎XX二人熟识—→②自己没事做，杨白劳叫帮卖毒品，并介绍自己与孙XX、黎XX认识，还要其留手机号码供二人联系交易—→③自己在交易时碰到孙XX、黎XX要赊数之类的大事，自己均无法做主，需“请示”过杨白劳才能确定—→④以上诸多方面均说明杨白劳是贩毒的主犯、尹XX为从犯”的逻辑链，从而将罪责全推到杨白劳身上，至少可以制造出自己是被杨白劳拖下水、梁是主犯自己是从犯的假象，以减轻罪责；且其如果说谎成功，则杨白劳至少会被判无期徒刑以上的刑罚，则其可算得上有重大立功表现。

　　尹XX的如意算盘打得倒是精巧，但事实胜于雄辩，没有旁证支持，再完美的谎言也会露出破绽。大量事实证明尹XX企图建立的上述逻辑链，在每一个环节都缺乏确凿的证据的支持，有的所谓证据（口供）甚至是彻头彻尾的谎言，剥茧抽丝后，可以还原出本案的事实：①杨白劳不认识孙XX、黎XX二人，孙、黎二人亦未去过梁家；②尹XX却与孙XX、黎XX二人熟识，且其早在1998年（其时杨白劳尚在狱中服刑）就卖过毒品给黎XX，而根本不是20XX年6月才与之认识并有联系；③所谓自己“交易过程中曾电话请示过杨白劳”一节，查无实据。上述关键情节尹XX都在说谎，则其用谎言构筑起来的逻辑链不能成立；这一逻辑链不成立，就不能证明杨白劳是贩卖毒品的共犯。

　　（三）尹XX的供述不实，不足采信。

　　1、除了在“自己认识孙XX、黎XX二人、杨白劳则不认识她们，她们也没有去过梁家”、“自己交易中途并未打过电话给杨白劳”等等这些方面说谎外，尹XX自己的笔录本身还有一些前后矛盾之处，这更加印证其惯于说谎的本性，比如其前几份笔录说是290克毒品全部是杨白劳保管，他每次去卖之前再去梁家拿；但可能后来见与杨白劳的供述不符，且黄XX证实其去XX加油站与孙XX交易前，曾回了自家一趟，就改口说290克毒品全部是自己保管（见其2003年8月5日《讯问笔录》）。其口供的飘忽不定、甚至是“见风使舵”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　　2、实际上，本案中能够直接指认杨白劳参与贩毒的，只有尹XX的供述。孙XX、黎XX均未与梁永付直接联系交易，其二人甚至不认识梁。虽然孙X、黎XX后来称有中途打电话给杨白劳之事，但如前所述，通话记录已证实她们所言不实：当日银、梁手机并未通话；而且退一步而言，即使尹XX当时确实曾打过电话给某人，公诉机关又如何确定这个“某人”就是杨白劳呢？只有尹XX说电话中人是杨白劳，孙XX、黎XX并不确知；即使孙XX称其听得出杨白劳的声音也不足为凭：日常生活中，我们熟识之人，乍一通电话还未必能反应过来是谁，而她说只见过杨白劳一面，仅有一面之缘的人，怎么就将其声音记得那么真切，从而能“咬定”就是他呢？

　　3、大量事实说明，尹XX的供述有很大的虚假成份。如果尹XX的笔录中有部分为假，则不能排除其他部分也有假的可能性，在没有抓到杨白劳现行、又没有其他确凿旁证（相反，旁证反而与尹XX的口供不符）证实的情况下，公诉机关凭什么来认定尹XX供述的哪一部分是真实的？哪一部分是虚假的呢？况且，如果银的供述有真有假，那么并非完全真实的供述又如何能够作为定案的证据呢？因此，辩护人认为，尹XX的供述不能采信。

　　综上所述，与公诉机关的“证据能相互印证”的观点相反，辩护人认为本案的主要证据连自圆其说都无法做到，更遑论“互相印证”了：尹XX、孙XX、黎XX的供述有指供、诱供嫌疑；且他们的笔录在重要细节上并不一致，有的甚至截然相反；物证（《通话详单》）不能佐证口供的关键内容。实际上，本案的所有证据主要是为证明尹XX供述的真实性服务的，因为他是唯一与杨白劳发生直接联系的人。因此，动摇了尹XX笔录的真实性，其笔录就不能作为认定梁有罪的证据，是为“事实不清”；缺乏充分的证据证明尹XX指认杨白劳说法的真实性、至少是部分内容的真实性，是为“证据不足”。如此漏洞百出、苍白乏力的证据材料如能定案，则刑事诉讼中“疑罪从无“的基本原则岂非形同虚设？

　　以上意见，供合议庭参考。

辩护律师：韦荣奎